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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伯庸新書《顯微鏡下的大明》

馬伯庸新書《顯微鏡下的大明》,不是小說,是非虛構類的歷史紀實,講了六件冷門的明代小案子,各大在線書城均有銷售。
也許是史上最長的一次新書廣告文案。
簡單版:我出新書了,叫做《顯微鏡下的大明》,不是小說,是非虛構類的歷史紀實,講了六件冷門的明代小案子。有興趣的朋友,可以直接拖到底部看購買地址。
超長說明版:
已經過去的2018年,對我的出版計劃來說,是空缺的一年。整整一年,再版了幾部舊作,但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新書。
懶當然是一個很核心的因素,但我也有別的理由。
這件事要從2014年說起。我和一位喜歡明史的朋友聊天,她講到萬歷年間徽州有一樁民間稅案騷亂,過程跌宕起伏,細節妙趣橫生,結局發人深省,這引起了我的極大興趣。
聽完講述,我意猶未盡,去搜尋了一番資料,發現關于這樁案件的資料實在太豐富了。當時的一位參與者把涉案的一百多件官府文書、信札、布告、奏章、筆記等搜集到一起,編纂成了一本合集,叫作《絲絹全書》。
在中國歷史上,很少有一個地方性事件能夠保存下來如此全面、完整的原始材料。里面的鉤心斗角,里面的人心百態,當時官場和民間的各種潛規則,簡直比電視劇還精彩。我們看到的,是一個個有血有肉的人,是一篇篇生動細膩的故事。這樁絲絹案在《明實錄》里卻只有一句冷冰冰的記錄,但如果把《絲絹全書》里的細節加入其中,整個事件就立刻變得鮮活起來。
這種史學意義上的“起死人,肉白骨”,已具備了文學上的美感。我迫不及待地想跟別人分享這個發現。可是對大部分人來說,閱讀原始史料太過困難,無法自行提煉出故事。于是我決定把這樁絲絹案整理出來,用一種不那么“學術”的方式轉述給大眾,遂有了《徽州絲絹案始末》。
寫這篇文章斷斷續續花了我兩年時間,原因無他,學識不夠。為了搞清楚個中曲折,我不得不閱讀大量明史相關論文,寫作的過程,也是個學習的過程。
一直到了2016年,我才完成這篇區區三萬字的文章,并發在微博上。本來我覺得這么冷門的東西,估計沒什么人看。沒想到讀者們的熱情程度讓我始料未及。先是微博上熱轉,然后承蒙老羅錯愛,花了十萬塊天價在“得到”上做了音頻。我受之有愧,又把十萬塊轉贈給于對我啟發最多的四位論文學者。當然,這是另外一個曲折的故事……
我好奇地問讀者們,這篇文章到底什么地方最吸引人?他們用得最多的一個詞是:生動。
長久以來,歷史在我們腦海中的印象,是燭照萬里的規律總結,是高屋建 瓴的宏大敘事。這雖然是正確的,但視角實在太高了,高到沒什么人情味。即使有些講述者有意放低視角,也只停留在廟堂之上、文武之間,關心的是一小部分精英,再往下,沒了,或者說記錄很少。
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樂,社會底層民眾的心思想法,往往會被史書忽略。 即使提及,也只是諸如“民不聊生”“民怨鼎沸”之類的高度概括,很少細致入微。
柳宗元的《捕蛇者說》為什么名揚千古?因為他沒有泛泛地感慨一句“苛政猛于虎”,而是先細致地勾勒出了一個百姓的真實生活狀態——抓到了蛇,便弛然而臥;抓不到,就要被悍吏騷擾。讀者們看到這些心理細節,自然就能明白為何他要冒著生命危險去抓蛇,從而理解作者深意。
《絲絹全書》的價值,也正在此。從朝廷的大視角來看,徽州稅案只是一點漣漪。可這起案子如何而起,如何演變,如何激化成民變,又如何收場, 具體到每一筆銀子怎么分攤,具體到每一封狀書怎么撰寫,具體到民眾鬧事、官員權衡的種種心思,一應在目,恍如親臨。 
這是真正鮮活的歷史。
寫完徽州絲絹案,我對這個領域產生了極大的興趣,開始尋找更多的類似資料。幸運的是,明代史料——尤其是徽州文書——還隱藏著許多豐富而有趣的事件,只要你有心去找。
在17、18幾乎兩年時間里,我把原來的寫作計劃幾乎全給耽擱了,完全沉迷在這些舊事的尋訪和解讀中。繼絲絹案之后,我相繼寫了《婺源龍脈保衛戰》、《楊干院律政風云》、《天下透明》、《胥吏的盛宴》等幾篇文章,陸續發布在網上。
挖掘故紙堆的過程,充滿了曲折和樂趣。這些史料太冷僻了,冷僻到我不得不像偵探一樣,四處尋訪探求。為了能看到《楊干院歸結始末》的原件,我差點混入社科院;為了搞明白黃冊源流,我先后三次專程去南京考察;為了弄明白婺源縣保衛龍脈的過程,我按照史料記載用電子地圖把婺源縣來回趟了無數遍,差點成了一個精婺。
這一系列文章,應該歸類為歷史紀實,但因為細節實在太過豐富,簡直可以當成小說來讀。但當我們意識到,這里的一切都是真實的,便會折服于真實生活本身的魅力。
它們的側重點略有不同。在《徽州絲絹案始末》里,我們看到的是一項不公平的稅收政策,如何在諸多利益集團的博弈下發生變化;《楊干院律政風云》講的是歙縣一樁民間廟產爭奪的案子,通過幾個平民的視角,見證了明代司法體系在基層的奧妙運作;《婺源龍脈保衛戰》講的是婺源縣一條龍脈引發的持續爭議,我們可以看到縣級官員如何在重大議題上平衡一縣之利害;《胥吏的盛宴》則反映的是四川某個小縣城的胥吏們如何貪腐的精細微操;《天下透明》講的是大明黃冊庫從建立到毀滅的全過程,從一個檔案庫的變遷,探討明代政治是如何一步步垮掉的。
這些事件和徽州絲絹案的風格如出一轍,通過豐富的細節來考察某一個切 片、某一個維度。這些都是具體而微的細節,但恰恰從這些“小”中,我們才能真切地見到“大”的意義。它就像是一臺顯微鏡,通過檢驗一滴血、一個細胞的變化,來判斷整個人體的健康程度。
我相信,只有見到這些最基層的政治生態,才能明白廟堂之上的種種抉擇,才能明白歷史大勢傳遞到每一個神經末梢時的嬗變。
在研讀這些資料時,我發現自己需要學習的東西太多了。幾乎每一處細節記錄,都會產生很多衍生的背景問題。
比如說,明代采用兩京制,南京同樣設有六部,但徒有虛名而無實權。在絲絹案初稿里,有一位戶部尚書,我下意識地認為是去北京戶部。后來在他人提醒后才知道,南京戶部要負責江南稅收,頗有實權。再后來,經過專業學者的提醒,我再去查證,才發現他擔任的正是北京戶部尚書之職。
再比如說,在《婺源龍脈保衛戰》里,我算錯了一位縣令的年齡,以為他是個少年才俊,后來經網友提醒才發現自己犯了計算錯誤。
要搞清這些問題,確保細節無誤,你別無選擇,只能去閱讀大量的資料和論文。
其實很多我們覺得驚艷或罕有的歷史再發現,在學術界早就不新鮮了。比如徽州絲絹案,研究它的學者很多,并不是什么新奇的突破。只可惜學術與大 眾之間有高大的藩籬,彼此不通,這才讓如此生動的故事被冷落良久。
事實上,這些歷史事件所蘊藏的豐富內涵,對于公眾來說是極有意義的。也許需要有這么一個閑人,既愿意帶著八卦之心在故紙堆和艱澀論文里挖掘,也愿意用相對比較輕松的語言,轉述給別人聽,讓盡量多的普通人了解到這些事情的意義所在。
從這個角度來說,我只是一個轉述者、一個翻譯官。我的職責,只是把原始史料和諸多學者的成果總結出來,用一種比較輕松的方式分享給大眾。
所以這一系列文章的誕生,首先要歸功于這些可敬的學者。 在《徽州絲絹案始末》中,我參考最多的是秦慶濤、章亞鵬、李義瓊、廖華生幾位老師的研究專著。其中秦慶濤將《絲絹全書》全書做了點校注釋,是整篇文章 的基礎;章亞鵬、李義瓊兩位把徽州絲絹案放到整個明代稅收史中去,并從財政學 角度進行了深入解析;廖華生從更宏觀的視角勾勒出了徽州府的基層政治生態。
其中李義瓊老師還花了寶貴時間,幫我推敲文章中表述不嚴謹或疏漏之處。 她是這樣說的:“希望你能用妙筆,寫出更加豐富的故事來,給大眾普及極富故 事性的歷史知識,讓史學研究走向大眾。這,也是我的心愿。”
廖華生老師更是提供給我更多的素材,他的學生佘偉先生點校了婺源《保 龍全書》這本基礎史料,這才有了后續的《婺源龍脈保衛戰》一文。在撰寫《楊干院律政風云》時,特別要感謝的是社科院的阿風老師。他不 僅提供給我一系列基本材料,還為這本書審了一遍稿子,使我獲益匪淺。
《天下透明》的主要參考書是《后湖志》,這要歸功于南京的吳福林老先生。 他以古稀之年,將深藏故紙堆中的《后湖志》整理點校出來,實在令人欽佩。《后湖志》版本稀少,存本質量差,里面還有大量俗字、錯字、漏字,逐一校對是 件極辛苦的工作。像這種冷門史料,即使校對出來,也鮮有人問津,做這件事 幾乎是沒有任何回報的。吳老先生在導讀里如此說道:“我這個年齡的人已無意 錢財,只想踏踏實實地做些什么,只要有益于世,便于愿足矣。”
除去他們之外,我還參考了海量的論文,篇幅所限,不能盡列。總之,我只是站在學者們的肩上,沒有他們爬梳史料的努力和解決一個又一個問題的思考,我一個人不可能完成這本書。
還要特別感[email protected]張宏杰 老師對本書的肯定和推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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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1月,這一系列終于得以結集出版。我把這本合集起名叫《顯微鏡下的大明》,一共六篇文章,講述六件明代基層的冷門小案子。
從經濟角度來看,我這么干實在是不合算。這些文章別看字數不多,每一篇背后都得花大量時間去查證、去研讀,有這些時間,幾部小說都出來了。即使現在出版,這本非虛構類的題材,銷量也絕不會比小說高——何況還沒法賣IP改編。
但對于我個人來說,這絕對是最為用心和最為開心的一本書,一點不覺得虧。因為我寫這本書的時候,真是超爽,無論是尋找史料的曲折經過、與學者們交流的醍醐灌頂還是撰寫成文的通宵興奮,都讓我覺得這段時間太值了。眼看著一個模糊的歷史事件在一遍又一遍的尋訪中浮現出輪廓,這種成就真是的無以倫比。
人嘛,總得趁著抓住年輕的尾巴,干點任性的事情。
所以我鄭重其事地向大家推薦這本不是小說的歷史非虛構紀實,比之前我寫的任何一本書都有底氣地推薦。它值得一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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